我国的医药行业，正处在一个重大改革的前夜。

　　这个改革，是社会发展、市场变化、行业进步和国家政策调整所决定的，不是人的意志可以控制、可以改变的。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，推动了这个改革的快速实施，但不会改变这个改革的根本走向。

　　这个改革，将以观念转变为突破口，以战略调整为立足点，以行业的领域扩大和深度变化为终极目标。

　　这个改革，将推动医药经济扩大为健康经济。本文论述范围只就医药行业、医药经济而言，暂不涉及大健康。

　　我国的药品生产，原料药多、制剂和成品药少；仿制药多、原研药少；进口药多、国产药少。什么原因？有人说是技术缺乏、基础薄弱、国家投入不够、民营经济实力小，这些说法都没错。但直接原因、关键原因是药品的基础研究不强。现在中国大企业不多、专业研究机构不多、世界级别的科研人员不多、每年真正符合国际标准的新药批准不多。这就必然导致上市新药少。我国药品市场新药占比约三分之一，还大多是进口药，而美国这个比例超过了三分之二。新药研发是美国尚未失去、仍然牢牢把握的重要科技制高点。这是今后中国努力跟上世界先进科技水平的重要方向。

　　药品研发类似于芯片研发。任正非认为，芯片研发不仅仅需要投入资金，还需要“砸”大量科学家，包括数学家、物理学家、化学家，这就是开发芯片产品、芯片产业、控制系统的基础研究。华为现在一共有1.5万名基础研究科学家、6万多名应用型科学家。仅仅芯片，就备胎了麒麟芯片、鲲鹏芯片（服务器芯片）、基站芯片、基带芯片、AL芯片、物联网芯片，还在新研发碳基芯片。没有这些备胎，没有这些埋头于密室、动辄一二十年的基础研究，华为就是第二个倒下的中兴。强大的基础研究，决定了风暴到来时的从容应对。

　　药品生产的基础研究不强，就只能仰人鼻息。

　　在没有疫情时，没有足够的新药问世，只能跟在发达国家后面爬行。不仅以专利费的方式拱手奉上远超过成本的利润，不仅严重损害了国人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，而且还会随时受到时间、空间破坏比核战争威胁还大的生物战威胁。

　　在疫情发生时，基础研究不强直接决定了新型疫情的应急开发研究不强。包括测试药物、预防药物（疫苗）、治疗药物，很难在应对疫情的紧急需要关头问世。当然，新药物的研究开发试验使用，有一个过程，这是科技规律。有了强大的基础研究，应急开发研究未必能够随心所欲、应时而生，但没有强大的基础研究，应急开发研究肯定束手无策、听天由命，或受制于人、任人摆布。

　　这次疫情初期，中央就毅然决定由军方接管武汉P4实验室，意味着中国也要和美国一样，从生物战的角度，拓宽对病毒、对基因产品的全面研究。什么是生物战的角度？并不是意味着要打生物战，而是意味着要从疾病的突然爆发、广泛流行、人为控制出发，进行病毒流行、变异、检测、监控、防范、治疗的研究。

　　所以，医药强企，一定是医药研发强大的企业；医药强国，一定是医药研发强大的国家。靠仿制，也许可以做大，但绝做不了强。

　　新药品的研发是医药行业高科技的本质特征和主要标志。如果没有持续不断的新药品问世，药品的高科技和技术创新，绝对是一句空话。新药品的研发，既是政府部门的事，也是技术研究部门的事，但主要是药品企业的事。做好了，它能够给企业带来市场、带来规模、带来利润，是药品企业长盛不衰、可持续发展的大事。所有的药品企业，尤其是大企业，都要花大力气研发新药品。

　　医疗器械的研发蓝海更大。包括硬件软件在内的用于医疗诊断、监护和治疗的高端精密医疗器械，我国现在大多只能依赖进口，不仅价格高昂，而且受制于人，随时可能被断供。本文对此不展开。

　　有人说，现代西医学的进步，主要的并不是医学的进步，而是工业技术的进步，西医学只不过把工业技术的新成就应用于疾病治疗而已。这话可能并不完全精准，但确实很有道理。药品企业也要把工业技术进步的新成就应用于自身的研发、生产、流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