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897年，现代意义的药物发现元年。人们通过乙酰化，将应用了1000年的天然产物水杨酸改性为阿司匹林，使其味道更好，并具有更好的耐受性。随后的大半个世纪中，几乎仅依靠基于经典药理学的筛选，人类经历了激素类药物和抗生素的大发现时期。

　　1960年，普萘洛尔问世——这是最早被视为通过理性药物设计得到的化合物分子。1965年，第一篇描述普萘洛尔分析方法的文章发表。此时，药代动力学仍是一个不存在的概念，也未对药物发现做出贡献。相关的理论，是一个经验性原则：人体中药物的剂量比动物更低，但作用更持久。这一原则在1981年被Harold Boxenbaum归纳为“异速缩放”理论，并成为药代动力学最重要的基础理论之一。

　　“最大的障碍”

　　药物的吸收、分布、代谢、排泄，以及药物在体内随时间的变化过程，被定义为药代动力学。更通俗的解释，是研究机体对药物做了什么。

　　这一学科形成的源动力，是药物研发工业对于这一工具的需求。因此，与生物医药领域绝大部分由好奇心驱使的学科不同，工业界主导了药代动力学领域的主要理论与技术进步。

　　1960s-1990s，化学药物发现的黄金年代。普利类等降压药、他汀类等降脂药、氯吡格雷等抗凝药的陆续发现，将人类寿命延长到接近80岁。在理性药物设计的道路上，药物研发工业一路高歌猛进，并试图清除一切阻碍。在一篇对1964~1985年间临床研究终止开发原因的统计中，不良的药代动力学行为排在第一位，占全部原因的约40%，超过缺乏疗效的比例（30％）。

　　心血管药物Carbazeran，是典型的因不良的代谢行为而终止开发的例子。Carbazeran的前期研究主要在集中在犬上，生物利用度约为68%。然而，Carbazeran在人体内的代谢途径完全不同，临床研究中，药物暴露水平极低。此后，为了避免这种类型的失败再次发生，率先将体外代谢和体内药动学研究纳入到所有早期研发项目中，以帮助选择有效候选药物进入临床试验。

　　与此同时，两个技术领域的进步，给药代动力学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推动力。一是色谱技术的发展，特别是与质谱技术的联用，使几乎任何类型的化学分子在生物样本中都可以被灵敏的测定；二是人体肝脏组织、细胞和微粒体酶的商品化，让体外代谢研究成为可能。

　　医药研发检测技术的进步和数学模型的应用，使药代动力学成为了实用的定量工具，充分的帮助理解药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。药代动力学研究全面渗透到药物发现的不同阶段，并在90年代逐渐形成了一套几乎所有药物研发机构都广泛采用的方法。动物体内的药代行为、如何外推至人、以及如何理解和应对物种间的差异等问题，都受到充分关注。

　　人们永远倾向于低估生命体的复杂性。

　　药物作用，是化学物质干预复杂生命体功能的过程。任何一个有因果关系的过程，都一定有一个完整的因果逻辑链。药物作用的逻辑链，可以简单的归纳为药物暴露、靶组织的暴露、靶点作用、作用后的下游生物学过程、疾病的改变。这个逻辑链，从化学物质逐渐过渡到生命体和疾病，每向右一个环节，就面临着更多的生物学假设，并具有更多的复杂性。

　　在许多疾病领域，药物对疾病过程的改变仍然是一个黑匣子。对于整体因果逻辑链的认知，帮助我们理解众多假设中，哪些是已知并可被定量的，哪些是未知的。而这些未知因素，正是药物研发中风险之所在。

　　药代动力学，正是这个逻辑链中，理解从化学物质到生物学功能关键一步的重要工具。